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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60年代初，美國管理學教授彼得•德魯克博士第一时间提出了知識工作者和知識管理的概念，指出我們正在進入知識社會，在這個社會中最基本的經濟資源不再是資本、自然資源和勞動力，而應該是知識，在這個社會中知識工作者將發揮主要作用。80年代以後，德魯克發表了大量相關論文，對知識管理做出了開拓性的工作，提出「未來的典型企業以知識為基礎，由各種各樣的專家組成，這些專家根據來自同事、客戶和上級的大量信息，自主決策和自我管理」。90年代中後期，美國波士頓大學信息系統管理學教授托馬斯•H•達文波特開創性地提出了知識管理的兩階段論和知識管理模型，成為指導知識管理實踐的主要理論。與此同時，日本管理學教授野中郁次郎博士針對西方的管理人員和組織理論家片面強調技術管理而忽視隱含知識的觀點提出了一些質疑，並系統地論述了關於隱含知識和外顯知識之間的區別。2l世紀初，瑞典企業家與企業分析家卡爾-愛立克•斯威比博士將知識管理的理論研究引向了與實踐活動緊密結合併相互比照的道路，他從企業管理的具體實踐中得出，要進一步強調隱含知識的重要作用，並指出了個人知識的不可替代性。

最早將知識與協同結合在一起，並提出知識協同概念的是 Knowledge Management 雜誌前任主編Karlenzig，他認為知識系統就是一種組織戰略方法，可以動態整合內外部系統、商業過程、技術和關係，以達到商業績效最大化。從協同角度看，知識協同是廣義「協同」的一個重要分支，除了強調協同各部分按照工作任務、流程、角色相互配合共同工作外，更加強調進行知識資源的共享、傳遞和交互。從知識管理的角度來看，知識協同是其开展歷程中的第三階段，其中第一階段以數據/信息傳遞為主要標誌，第二階段以知識共享/隱性知識管理為主要標誌，第三階段則以知識協同為主要標誌。根據張中會等的定義，知識協同就是以知識資源為核心進行協同，顺利获得各單元的相互作用、相互適應、相互制約，知識資源在集聚中被創造出來，從而產生組織的整體功能大於各獨立單元功能之和的知識協同效應。該定義表明知識協同強調以知識資源為核心，而所謂知識資源包括知識客體（如專利、產權、制度等）和知識主體（如人、團體、組織等）兩層含義。同時，由於知識協同勢必顺利获得知識資源之間的知識關聯來實現，而知識協同效應的高低也將取決於知識關聯的強度，因此，知識關聯也是知識協同的一個重要因素。

知識協同的概念出現後，大量學者進行了相關研究。Anklam指出知識管理的協同化开展就是知識協同，知識協同以協同、協作、共享和合作創新為主題，顺利获得實踐社區、學習社區、興趣社區、目的社區等進行知識的協同和交互。孫強等指出，知識協同是一種非平衡態的系統內部子系統顺利获得互相影響而形成的整體聯合作用，可以達到「1 + 1 ＞ 2」的整體效應。胡昌平和晏浩指出協同知識管理就是：連接組織內部各個部門或人員，整合組織內部知識資源，協調組織內部各類系統，使其長期合作，促進知識管理目標的實現。柯青和李剛指出，在協同商務環境下，創新性地運用知識管理的相關理論方法和技術，以實現企業內外知識資源的協同管理和運作。熊勵和孫友霞指出：要用協同的思想來解決知識管理中錯綜複雜的問題，將協同理論引入知識管理領域，實現知識管理的最大效益，即是協同知識管理。李丹、樊治平等分別提出了知識協同的概念模型，他們都將知識協同視為知識創新為目標任務的知識活動過程，知識協同過程涉及知識協同主體、知識協同媒介、知識協同客體與知識協同情境四要素，對這些要素進行深入研究有助於提高企業協同效應。戰洪飛則構建了基於網絡的協同知識管理系統，為分散異地的企業員工和客戶的知識研讨和共享给予了有力的工具。丁瑨等提出了複雜知識網絡模型，將複雜網絡方法運用於知識網絡研究中，並且進行了計算機仿真，結果顯示，在不同的網絡更新策略下，知識存量落後的網絡將隨着網絡密度與邊權的增加縮短與先進網絡間的距離，並且選擇與高中心性與中介性主體結合始終是促進知識快速流動的有效手段。楊波在總結了現有文獻中與複雜社會網絡建模有關的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 STC 模型(Dynamical Coupling Model of Network Structure and Agent Strategic Behavior)，即網絡結構和主體策略行為的動態耦合模型，該模型考察了主體行為策略對網絡結構演化的影響，並且引入度異質性、聚集係數等複雜網絡測度指標對網絡進行測度，運用仿真與多變量回歸等技術分析微觀變量對網絡結構的影響程度。

從知識管理到知識協同，人們對知識的認知經歷了傳遞、共享和協同三個過程，而且更加強調知識在社會網絡中的作用。知識協同不僅僅局限於企業內部的知識共享，更加強調企業內外部知識的研讨和協同，不僅提升企業的知識協同效應，更要提高社會的知識協同效應，為整個社會創造價值。